醫生程楊相信，如果再次遇到感染性病的孩子，自己會比一年前做得更好。

2020 年 6 月，他所在的重慶某三甲醫院的皮膚性病科，出現了一位 7 歲的女孩，外陰和肛周布滿了尖銳濕疣，令門診的女醫生大吃一驚。

陪診的母親對感染原因毫無頭緒。她告訴醫生，自己來自貴州農村，長期遭受丈夫家暴，幾次提出離婚，對方都不同意，也不出錢撫養孩子。因此，她不得不外出打工，將一對兒女留給公婆看管。這次難得和女兒在重慶相聚，卻意外發現她下體的異常。

醫生問女孩，是否有人接觸過「下面」？她一言不發，緊張得全身發抖。

安撫了好一會，醫生再次小心試探。「平時是跟奶奶睡覺嗎？」女孩搖頭。「是弟弟嗎？」仍然搖頭。

在母親的逼問下，她終于支支吾吾地說，是爺爺……

當天晚上，程楊從女醫生那里聽聞了女孩的情況。當時還有三四位醫生在場，無不為此憤慨。

大家圍在一起討論：能報警嗎？

「但大家想，患者已經走了，我們有沒有權利替她報警？報了警，警察問你，你怎么說？很多信息都不清楚。如果沒有找到當事人，會不會說你報假警？」最終，幾位醫生決定暫時擱置這個想法。

實際上，事發的一個多月前，九部委共同建立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，規定發現未成年人疑似遭受不法侵害時，公職人員或密切接觸未成年人行業的從業者，必須向公安機關和主管行政機關報告。醫務工作者就在規定的責任主體中。

九部委《意見》中規定的 9 種報告情形

圖源：IC photo

年輕醫生們很想做些什么，接診的女醫生尤其后悔，哪怕已經提醒了那位母親報警，「還是不該這么放她們走，連電話都沒留」。大家商量，由程楊處理成匿名的門診故事發到微博上，給公眾一點警示。

郭宏敏也曾和同事討論過是否報警的問題，當時他們坐在開回醫院的急救車上，剛剛目睹了令人恐懼的死亡現場。不同的是，他們的選擇是報警，而且決定迅速。

郭宏敏是新鄉第一人民醫院的兒科醫生。2020 年 2 月的一天，她和同事接到 120 派診，要去救治一位「上不來氣」的 10 歲女孩。

「進屋以后，孩子就在沙發上躺著，幾乎什么都沒穿，只穿了一條內褲。」她滿身瘀斑，前額有明顯的磕痕，局部有凹陷，軀干有一些像是鞭打造成的舊傷。沙發旁的地上，還有一堆嘔吐物。

女孩已沒有生命體征。「我們給予了一些急救措施，包括胸外按壓、球囊面罩通氣等，但孩子的心電圖始終是一條直線，護士給她扎針，也沒有回血了。」

打 120 的女人大哭，根據中國檢察網公布的案情，她聲稱女孩只是貪玩沒有吃飯而摔倒，「剛剛還沒啥事呢」。但醫生們察覺出一些異樣，孩子新舊不一的傷痕應是人為所致，而且從接到求救電話到開始搶救只有 14 分鐘，但她的血液已經凝固了。

當時九部委的《意見》還未出臺，但新鄉已經試行了市級的強制報告制度。醫院很快依規報告，擔架工甚至主動騎車回去，「看警察有沒有及時過來」。

一場持續了 4 個月的虐待由此被揭開。2019 年 11 月起，因為女孩貪玩，母親常以打罵、罰跪等手段懲罰。案發前，母親和同居男友 3 天不給女孩進食，輪流用跳繩、衣架抽打，并命令她脫去外衣跪在陽臺，直至身體不支倒地。

女孩被虐待致死前，留給母親一封沒有寫完的保證書

圖源：網絡

開篇那位貴州女孩的案件，最終也進入了司法程序。

微博發布次日，女孩又在門診出現了。程楊聞訊趕到時，她正在準備做光動力治療，需要先在病灶敷上兩三個小時的光敏劑，再用適當波長的光持續照射，使被感染的細胞死亡。過程頗為痛苦，「就像在燒你的肉」。

首診的女醫生和程楊一邊給女孩治療，一邊和她的母親商量報警。同時，一些看到微博的網友也在嘗試報警。

就在兩位醫生和母親約好，治療結束后一同去附近的派出所時，警察的電話也打來了。

從權利到責任

這不是科室第一次出現感染性病的兒童。程楊稱，類似的病例并不少見，但由于門診繁忙，往往很難深究背后的問題。這次能問出來，除了醫生盡心，也有一定的客觀因素——女孩是當天上午的最后一位患者，后面沒人排隊。

程楊時常感到無力，多數國人對性仍有強烈的恥感，「有些家長，你跟 Ta 點破一點點之后，Ta 就不想再說了」。顧忌到家長的感受，他能做的只有提醒，「而且有時不能直接提醒，只能間接暗示」。

「如果家長有強烈的維權訴求，可能會幫忙聯系醫院相應的部門」，但他幾乎從未遇到。

從前他一直以為，醫生沒有「越俎代庖」的權利，監護人沒有同意，不能擅自報警。

實際上，2006 年版《未保法》已將這樣的權利賦予了所有人。郭宏敏的科主任就行使過，有次，患者和大人「一看就不是正常的親子關系」，后來案子破了，就是拐賣。婦產科遇到未成年孕產婦，父母表現不正常時，醫生也報過警。

不過，這些更多是一種出于同理心和正義感的自發行為。沒有強制要求，報告的人不會太多。

2008～2013 年媒體報道的近 700 起家暴未成年人案件中，醫務工作者、教師、民警等專業工作者的報案率僅為 10.61%。

另一組數據是，2008～2012 年，美國的虐童報案多達 340 萬起，其中 59% 來自專業工作者。

美國是最早建立強制報告制度的國家。1963 年，兒童局制定了《舉報法范例》，4 年后，各州都出臺了自己的受虐兒童舉報法。

此后數十年間，制度逐步嚴苛：責任主體由最初的醫務人員擴展至教師、社工等密切接觸者，有 18 個州規定為所有公民；報告內容也由「嚴重的身體損傷」擴展至任何可疑的、潛在的侵害行為；怠于報告者需要承擔刑事責任，除了普遍適用的罰款，甚至可能被監禁。

與之相伴的是報告數量的大幅增加，從 1963 年的 15 萬到 2009 年的 330 萬，大約多了 21 倍。

這一機制被許多國家陸續引入，截至 2015 年，美洲的強制報告制度覆蓋率達到了 90%，歐洲、非洲和亞洲則分別為 86%、77% 和 72%。

近幾年，我國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持續上升，案件發現難、取證難的問題凸顯，對于強制報告制度的需求逐漸迫切。

2017～2019 年辦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情況

圖源：《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（2014～2019）》

2015 年的《反家暴法》首次在法律層面規定了強制報告的內容，但報告內容僅限于兒童遭受家暴，而且缺乏「剛性的保障性的制度落實」，實踐效果不佳。

率先進行制度探索的是杭州蕭山區，導火索是 2017 年夏天發現的一起案件。

一天凌晨，杭州某省級醫院接診了一位下身血流不止、陷入昏迷的女孩，自稱孩子父親的男子神色慌張，醫生便偷偷用值班電話報了警。

調查發現，這位 11 歲的留守兒童多次被鄰居下安眠藥后性侵，時間長達一年。而侵犯她的鄰居，就是抱她來醫院的男子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報警者并非當晚接觸女孩的第一位醫生。此前的幾個小時，男子帶她去過兩家民營醫院，這兩家醫院均未報告。

受到這起案件的震動，2018 年 4 月，蕭山區開始試行強制報告制度，責任主體為醫務工作者。4 個月后，制度擴散至市級層面，并將教育機構納入。隨后，湖北、江蘇、廣東等地也開始進行嘗試。

2020 年 1 月，最高檢的檢察長在全國檢察機關未成年人檢察工作會議上提出，「兩項工作不能等」，其中之一便是建立強制報告制度。3 個多月后，九部委的《意見》出臺，報告成為必須承擔的責任。

程楊回過頭看，這種強制「是絕對必要的」。

他記得，那位來自貴州農村的母親最初對報警的態度是搖擺的。那天在治療室，她念叨最多的就是，「我不知道怎么辦，不知道怎么辦」。

兩個孩子年紀還小，如果公公被抓，沒有人帶孩子，她就無法出去打工，孩子就會沒有生活來源。而且，公公偶爾也能接些零工補貼家用。

程楊把她的搖擺和醫生們的顧忌一并定義為「成人世界的考慮」，對女孩而言，「這些考慮其實沒有意義，不繼續遭受侵犯，就是她最好的結局」。

參差的宣傳

一項制度出臺，首要工作便是傳達到需要了解它的群體。

郭宏敏知曉強制報告制度的時間，遠早于發現那位被虐待至死的 10 歲女孩。在她的印象中，醫院組織過兩次大規模的培訓，其中一次在那起案件的前一年。

2018 年 12 月，新鄉開始推行強制報告制度。郭宏敏所在醫院的醫務處主任王銳說，收到文件的當周，院方就在圓桌會議上做了通報，讓各科室組織學習。

其中，急診科、兒科和婦產科是重點，「確保每個醫生都通知到」。后來，在這幾個重點科室的走廊上，還張貼了檢察院提供的宣傳海報。

新鄉第一人民醫院兒科門診外，張貼著強制報告宣傳海報。